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展示中心
2018年對于國家高新區來說，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時間節點——改革開放40周年，同時也是國家高新區建設30周年。
30年來，承擔著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神圣使命的國家高新區在建立適應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體制機制方面開展了深入研究，進行了大膽的創新和嘗試，為我國科技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特別是在行政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勞動人事制度等方面率先進行了改革和探索。
30年來，國家高新區始終走在改革開放的前沿，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路徑和模式，創造了多個“第一”：第一家科技企業孵化器、第一家不核定經營范圍的高新技術企業、第一家實行股權激勵制度的國有高新技術企業、第一家有限合伙制創業投資機構、第一家科技成果占注冊資本100%的企業、第一家中國自然人與外商合資的企業……
30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高新區圍繞科學發展主題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線，持續不斷集聚創新資源與要素，科技企業快速成長，創新成果大量涌現，高新技術產業蓬勃發展，經濟社會和諧共進，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發揮了標志性引領作用，成為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的一面旗幟，成為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最為主要的戰略力量。
中國(陜西)自由貿易試驗區
政策先行先試引領創新發展
1985年中國拉開了改革開放后第一次全面科技體制改革的序幕，國家高新區本身就是科技體制改革的一個標志性成果。1988年，中國第一個國家高新區、中關村示范區的前身——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誕生。其“試驗”二字是正式命名時增加上的，表明了國家賦予國家高新區不同尋常的使命，那就是要在深化改革和創新發展中進一步探索，先行先試，做科技與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區”。
從誕生的那天起，國家高新區始終站在國家和社會的改革潮頭，在科技和經濟結合、科技和金融融合、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人才吸引和培育，以及產城融合、國際化發展等方面開展了全方位的改革探索。
政策先行先試是國家高新區踐行改革的突破點。1988年，國務院正式批準了《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暫行條例》，并給予其18條優惠政策，最核心的內容就是針對新創立的高科技企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這項被稱為“三免三減半”的稅收優惠政策后來被推廣到其他高新區并一直被保留到2008年，科技型中小企業大受裨益。
除了企業稅收優惠政策，包括科技金融、人才引進、股權激勵、創業投資、代辦股份轉讓、政府采購、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工商管理、社會組織管理、信用體系建設等一系列促進改革創新的政策都是在國家高新區先行先試的。
1992年，在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出現了一個集試驗區企業管理部、工商所、稅務所和財政所的辦事窗口。這種“一站式”辦公模式受到廣大企業的歡迎，并開始在全國推廣。
26年后的今天，“一站式辦公，一個窗口辦理、一條龍服務”，仍然是各級政府在大力推進的商事制度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
2016年5月，在襄陽高新區行政審批局，襄陽高新區第一張電子營業執照被襄陽雅致新能源汽車有限公司成功申領。
近年來，國家高新區進一步強化“小政府、大社會，小機構、大服務”的管理體制，進一步深化“一站式”管理和“一條龍”服務的工作模式，營造了更加優質高效的服務環境，提高了辦事效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家高新區積極進行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制度、機制和政策試點，帶動了所在城市的改革開放。
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新的所得稅法頒布，國家高新區原有的優惠政策推廣至園區外或不再實施，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高新區繼續發揮“特殊政策區”的作用，通過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或加大地方支持力度，把制度創新放在與技術創新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開展了新一輪政策創新和先行先試。
以北京中關村、上海張江、武漢東湖為代表的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作為我國改革創新的先鋒引領，先后研究出臺“1+6”“新四條”、張江“創新十條”、“黃金十條”“科技新九條”等先行先試政策措施，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科技生產力。
作為我國第一個國家高新區、第一個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中關村在推進自主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方面先行先試、探索經驗、做出示范。
自2010年以來，經國務院批準，按照可復制、可推廣的基本要求著力先行先試，在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先后開展了“1+6”和“新四條”政策試點，并于2014年對股權激勵分期繳納個人所得稅政策、科技成果處置和收益權改革進行了深化改革。2013年2月和9月，在對政策試點成效進行評估的基礎上，經國務院批準，按照分項、分層次、分階段的原則，對試點政策進行了推廣，為科技型企業、中小企業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取得積極成效。2014年末，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決定，把科研項目經費管理改革等6項中關村先行先試政策推向全國，把給予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股權獎勵可在5年內分期繳納個人所得稅等4項中關村先行先試政策推廣到所有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合蕪蚌自主創新綜合試驗區和綿陽科技城。
武漢東湖高新區也打破體制藩籬，積極推進科技成果轉化。2012年8月，武漢市出臺了《促進東湖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科技成果轉化體制機制創新的若干意見》，因其含金量十足，被稱為“黃金十條”。“黃金十條”的新政中有一些政策是全國獨創的，比如按規劃建設的孵化器和加速器，可按工業用地標準供地等。其他政策包括從專項資金“搭橋”股權激勵，到科技企業注冊資本“零首付”，以及獎勵天使基金，均著眼于制約成果轉化和科技創新的若干關鍵環節，突破障礙，將充分釋放科研人員、大學生等創新創業主體的活力，加快科技成果轉化。“黃金十條”突破體制藩籬為科技成果松綁，創新尺度之大引發全國關注。
烏魯木齊高新區(新市區)政務服務中心
探索政府管理新模式推動創新
國家高新區建設和發展的實踐證明，高新技術產業加快發展的根本動力是體制機制創新。在促進服務型政府建設上，運行機制的優劣直接關系到服務水平的高低，先進高效的運行機制有利于大幅度提升高新區的管理服務水平。
2010年底，國務院同意在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開展“1+6”系列新政策試點，“1”即搭建中關村創新平臺，“6”是指支持科技成果轉化和企業創新發展的6項改革政策，這進一步加大了中關村示范區體制機制創新和先行先試力度，同時也進一步提升了中關村示范區的管理服務水平。
為整合中央和地方資源，北京市會同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部際協調小組成員單位組建了中關村創新平臺。中關村創新平臺下設8個具體辦事機構，共有19個國家部委和31個北京市相關部門共同參與，實現了央地聯動和部門協同，這在全國是一個突破和創新，初步形成了集中辦公、主動受理、聯合審批、“一條龍”服務的工作機制。
北京市與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商務部、科技部在中關村聯合開展發展現代服務業試點，加大對現代服務業發展的資金支持，聯合支持現代服務業重大項目;大力培育信息服務業、電子商務和現代物流業、科技服務業、節能環保服務業等先進服務業態發展，探索發展新模式，創新體制機制，為全國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積累經驗。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高新區進一步深化改革和政策創新，體制機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部分國家高新區探索實施了“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加大簡政放權力度，簡化創業企業注冊手續，持續優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制度環境。
國家高新區不斷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通過推進“放管服”和簡政放權，探索實施了“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不僅密切了政企和政民關系，而且簡化創業企業注冊手續，持續優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制度環境，提高了工作效率。如濟南高新區承接了3250項市級權力事項，有關市直部門共刻制了48枚2號印章交付園區管委會;杭州高新區全面實行了“最多跑一次”和“一事、一窗、一次”改革;武漢東湖高新區推行了“馬上辦、一次辦、網上辦”改革;石家莊高新區建立了“兩書四表五圖三繳費”審批模式，非國有收益類建設項目從取得土地證到獲得施工許可僅需9個工作日。
從“無為而治”到“順勢而為”，這是天津高新區秉承的理念。“無為而治”，為企業營造干凈純粹的創新創業環境，始終致力于打造適于創新創業要求的完全市場經濟環境的“小而強”政府;“順勢而為”，為企業創新發展增強創新濃度。集聚人才、資金、技術等創新要素，為園區創新濃度增加“質”和“量”。
極簡審批、保姆式服務、打造有溫度的園區;給企業松綁、放手讓企業家去創新，從而釋放活力……這些是海口高新區推進科技創新的有效手段。
這些“理念”和“手段”，無不是在積極探索“負面清單”管理模式。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是指政府規定哪些經濟領域不開放，除了清單上的禁區，其他行業、領域和經濟活動都許可。凡是與外資的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業績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單方式列明。
成都高新區在簡政放權的背景下，積極探索管理新模式。2014年7月，成都高新區正式發布2014年版《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試行)》和《內資準入負面清單(試行)》，針對其“三次創業”主導產業方向，集成公布了88條“特別管理措施”，外資和內資清單分別為69條、19條。
成都高新區發布的負面清單包括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和內資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兩部分，其中，外商準入負面清單以外商投資法律法規、《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等為依據進行分類梳理，結合園區實際，逐條研究制定，確保了內容的準確性、可行性;內資準入負面清單以《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等相關文件為依據進行分類梳理，并結合園區“三次創業”產業發展規劃，淘汰落后產能，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同時結合成都高新區產業發展特點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要求，梳理出企業不能在成都高新區投資或限制投資的領域和產業，將對產業合理布局和聚集發展起到積極引導作用。
國家高新區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極大程度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同時，集聚了一批市場化、社會化、專業化的科技服務機構和園區運營機構，形成較完備的創新創業體系，優良的“園區生態”讓創新創業再無后顧之憂。
海口高新區“極簡審批”服務大廳稅務窗口
營造有利于創新驅動發展的生態環境
國家高新區本身就是改革的產物，正是在行政管理、服務運行、產學研結合、科技金融、財稅、人才等方面的制度創新，推動國家高新區在30年的發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國家高新區圍繞創新創業和新興產業發展，在科技和經濟結合、科技和金融融合、人才聚集、產城融合、社會治理、軍民融合、國際化發展等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探索，努力營造有利于創新驅動發展的局部優化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
同時，國家高新區不斷創新產業組織方式，大力培育各類創新創業促進組織，建設公共服務平臺，形成了結構合理、功能完善、特色鮮明的科技服務體系，促進了科技資源的開放共享。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各國家高新區結合創新發展的需求，紛紛探索各領域政策創新。據不完全統計，80%以上國家高新區所在城市黨委、政府出臺了支持高新區發展的意見或政策措施。
成都高新區依托西南交通大學探索職務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早確權、早分割、共享制”改革經驗，推動電子科技大學18名科技人員進高新區創辦企業、實施成果轉化。
深圳高新區先后出臺了《關于努力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決定》《關于促進高技術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措施》《關于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的若干措施》《關于促進科技企業孵化載體發展的若干措施》等創新驅動發展“1+10”文件，以及《深圳經濟特區技術轉移條例》，進一步優化了科技創新政策環境。
近年來，公安部大力支持中關村創新發展的出入境政策措施，存儲生物制劑等公用型保稅倉庫建設標準，進境動植物生物材料檢驗檢疫，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等政策措施，有力促進了新興產業發展所需的技術、人才資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動。
廣州高新區建設華南生物材料快速通關平臺，有效解決了華南地區生物企業和科研機構生物材料快速通關及國際物流問題。
諸多國家高新區的政策和制度創新，營造了有利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生態環境。如今，國家高新區已經成為全國科技創新最為活躍、科技投入最大、科技成果和專利產出最高、新技術新產品產生最多的區域。
同時，國家高新區探索“雙自聯動”，實現政策優勢疊加。目前國務院批準建設的1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有9個全部或部分依托國家高新區建設。上海張江、武漢東湖、西安等高新區發揮自創區的科技創新優勢與自貿區的貿易、投資便利化政策優勢，將兩大戰略區的政策互動和優勢疊加，著力打造“雙自聯動”，吸引了全球高端創新要素和資源集聚，促進了國際國內科技、金融、貿易、產業的雙向融合，形成了可輻射帶動自主創新示范區的高端科技服務體系，正在努力形成自貿區與自創區聯動發展的生動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