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慕蘭：1982年，北京大學畢業后進入北京市委宣傳部，1985年，進入北京市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辦公室，1991-2006年先后任中關村管委會研究室主任，中關村管委會委員。相比國家出臺的各項改革政策，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辦公室的創造性工作更加具體、細微，就在這具體細微的創造性工作中，大家不為己名、不為己利，在新舊體制矛盾沖突中不回避，在理性思考的基礎上，大膽探索著自主創新、科教興國之路。
可以說，中關村的發展一直都是企業為主導、市場為導向，政府大規模的投資也從未干預企業的市場行為。市場這個基因直到今天仍然發揮著極為強大的作用，雖然政府在背后使勁地發力——這個發力有時大有時小，但實際的基礎是市場基因。
1988年5月，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以下簡稱“試驗區”)成立。1988年8月5日，試驗區辦公室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盛大的新聞發布會。從建立那天起，試驗區辦公室就肩負起“試驗、創新”的歷史重任。
作為試驗區辦公室的一員，中關村管委會研究室原主任趙慕蘭近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回憶起那些讓人激情燃燒的歲月，再看看中關村今日的成就，不由得不為自己當年的行為與精神所感動，所自豪。那是一種鋪路石的作為，是甘做創新發展道路上一顆鋪路石的精神。”
結緣中關村
1991年8月，試驗區辦公室進行第二批工作人員招聘，趙慕蘭從北京市體改委綜合處過去應聘。此前，她跟中關村有過多次接觸，并參與了由北京市體改委、海淀區政府、試驗區辦公室聯合制定的以產業制度改革為基礎的試驗區綜合配套改革方案。“我就想，我與其在外邊幫著參與制定方案，不如到試驗區來實施方案。”
當年10月，趙慕蘭開始到試驗區辦公室工作。
“試驗區辦公室是一個相對獨立、權力相對集中的區政府派出機構，為副區級。內設行政聯絡部、企業發展管理部和工商所、稅務所、財政審計所。辦公室干部全部實行聘任制，不包底，不‘吃大鍋飯’，是全新的干部體制，為試驗區高質、高效服務打下了較好的基礎。”趙慕蘭告訴記者，相比國家出臺的各項改革政策，試驗區辦公室的創造性工作更加具體、細微，就在這具體細微的創造性工作中，大家不為己名、不為己利，在新舊體制矛盾沖突中不回避，在理性思考的基礎上，大膽探索著自主創新、科教興國之路。
此后，直至2006年從中關村管委會委員一職退休，趙慕蘭一直負責中關村的政策研究部門工作。近20年的切身參與，使她對中關村發展歷程中的每個細微變化都銘記于心。
“1988年，國務院批準實施《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暫行條例》，這對中關村的推動力量上升到制度層面。因為《暫行條例》共有18條政策，所以被俗稱為‘十八條’。”趙慕蘭告訴記者，在“十八條”中，最使企業受惠且發揮作用最大、時間最長的條款就是稅收優惠。
趙慕蘭介紹說，試驗區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借鑒了我國南方經濟特區和沿海經濟技術開發區已有的15%的優惠稅率，同時又有自己的特點，即對新創立的高新技術企業實行“三年免三年減半”的進一步優惠。“當時企業稅率在試驗區是15%，這樣的政策對企業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十分有利于科技人員創業。”
據了解，正是在“三年免三年減半”優惠政策的支持下，中關村地區成為全國最活躍的科技人員創新創業集聚區，園區高新技術企業從1988年的500余家，增長到2009年的近2萬家。
一次次創新與突破
“試驗區辦公室建立后的首要工作是對新技術企業的資格認定。因為只有經過認定，達到新技術企業標準的企業才能享受‘十八條’給予的稅收優惠政策。”趙慕蘭表示，在試驗區的新技術企業認定工作中，“高”與“新”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對于創業者來說卻相差千里。
“試驗區成立的應有之意是發展高技術產業，使中關村成為中國高科技領域的前沿陣地。”趙慕蘭表示，但從當時國內實際科技經濟發展水平出發，在中關村地區能帶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技術是大量的新技術，而不一定都是高技術。如果按照科學界鑒定科技成果的方法去評價、認定中關村的企業，則能達到高技術標準的企業寥寥無幾。因此，試驗區深入企業進行實地考察后，給出的態度是：試驗區既需要高技術，也需要新技術。“高”只能是相對，企業只要擁有市場歡迎的新技術，就可以進入試驗區。
于是，1988年9月，試驗區辦公室召開了首批新技術企業核定發證大會，118家企業獲得了新技術企業證書。
“自籌資金、自由組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四自原則’也是中關村新技術企業能夠快速發展的動力。”趙慕蘭表示，當時工商注冊登記的管理辦法要求，集體所有制企業必須有個上級主管單位才予以批準。所以集體企業不得不給自己找個可以“掛靠”的“婆婆”。否則，“四自原則”的運行機制就很難真正實行。
根據1987年11月北京市發布的《關于加強社會集資興辦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登記管理的暫行規定》，允許按照“四自原則”創辦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可以沒有上級單位的批準文件，這類企業被稱為“無主管集體企業”。
趙慕蘭表示，“無主管集體企業”注冊登記的合法化大大促進了“四自原則”的實施。試驗區辦公室在認定企業的時候，更加積極地推動創業者按照“四自原則”的運行機制創辦、運行企業。正是試驗區辦公室這種積極推進的態度，使試驗區內無主管集體企業占企業總數的比重迅速從1988年的4.9%上升到1992年的22.7%，成為這一時期創辦最多、成長最快的企業類型。
“同時，全新的財務會計制度也是試驗區首創的一項影響了全國高新技術企業的制度創新。”趙慕蘭表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統一的財務與會計制度，是真正實現統一稅負的前提。然而試驗區卻發現自己要面對的管理對象——高新技術企業卻有39種不同的會計制度，這是計劃體制中的規則制度。于是試驗區做了一件本來應該由國家相關部門做的事情——制定并實施了一種全新的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會計制度——《新技術企業會計制度》。由此，試驗區的高新技術企業在會計制度上比全國其他各類企業提早4年實現了與國際會計制度的基本接軌。
如今，這一會計制度已經成為國家規定實施的十三類會計制度之一——高新技術企業會計制度。
邁過一道道“坎”
一個個創新迎來了一次次的發展和提升。但是試驗區的發展之路并不是一帆風順的。
1991年，信通公司因走私被查，成為建國以來最大的走私案。1991年底，海關在中關村電子一條街上，又查獲了幾家公司。
“當時企業情緒波動，甚至是一種恐慌。”趙慕蘭說，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在原有的“騙子一條街”、“倒爺一條街”的責罵聲逐漸消失之時，“走私一條街”的指責劈面面來。
怎么辦?矛盾和問題究竟出現在什么地方?于是，試驗區辦公室連夜走訪企業負責人，組織企業法律顧問、律師討論分析所發生的問題，逐漸理清了頭緒，找到了問題的本質：是新舊兩種體制的摩擦和撞，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結合部位上急需統一和協調的問題。問題的解決必須也只有依賴于深化改革。
趙慕蘭告訴記者，當年，計算機整機進口的的稅率高達200%，而進口散件的稅率則為30%，因此進口散件再組裝整機出售自然成為電腦經銷商們生存與逐利的自然選擇。然而即使是進口散件，中關村企業也難以從正常渠道獲得。由于試驗區高技術企業基本是計劃外企業，一無進口自營權，二無進口許可證，三無外匯，又由于企業對進口零部件的剛性需求，只好采取“國內買斷”的辦法，即在境內購買別人已進口的零部件或其它機電產品，把外貿轉為內貿。這種花錢買“進口權”的行為已成為試驗區內電子行業新技術企業中相當普遍的現象。特別是當企業進入產業化、規模化后，這種國內買斷的購貨行為就普遍、更迫切。
為了更好地搞好試驗區的工作，有利于新技術企業的發展，1992年1月10日，北京市委法紀聯席會第39次會議對中關村地區的走私問題做出決定：“試驗區的工作帶有試驗的性質，這是改革的試驗。對當前試驗區出現的‘國內買斷’等問題，要具體分析，劃清界限。對國內配套無法解決、需要購置進口關鍵零部件用于開發企業自己的高科技產品，采取‘國內買斷’的做法，不能作為違規問題對待。”會議同時決定，“在試驗區進行檢查的行政執法部門，要從企業中先撤出來。”當時，高立公司涉嫌走私的100多臺微機開封，讓其銷售。
“試驗區的企業遇到的問題是多樣的，每每遇到難關時，企業就會找試驗區辦公室。”趙慕蘭說，當年，聯想從美國硅谷的公司采購了一批集成電路芯片，并向海關報告了這批芯片的規格指標。就在這期間，硅谷那邊對這類芯片做了一些改進，聯想也緊跟其后改變了自己的產品設計，因此由硅谷發的貨都是改進型的。結果出現了到關貨物與當初所報貨物的規格指標不一樣的問題，貨物被海關扣留。
“聯想找到了試驗區辦公室。試驗區辦公室立即派人拜訪海關。”趙慕蘭告訴記者，試驗區辦公室向海關詳細解釋中關村企業是如何緊隨國外技術進步，同步改進自身產品;解釋這種緊隨先進的創新能力對于中關村本土企業如何來自不易，對于國家來講又是多么急需。“我們的解釋打動了海關，于是海關開關放行，解決了聯想的困境。”
“那真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所做的事情，推一推就算犯法，依法治罪，治得名正言順;拉一拉又不算違法，于是試驗區辦公室及其上級機關總是拉了又拉。”據趙慕蘭介紹，2001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關村科技園區條例》在國內首次正式宣布啟用市場體制下“法無明文禁止不為過”的基本法制條例。該條例第七條第三款規定：“組織和個人在中關村科技園區可以從事法律、法規和規章沒有明文禁止的活動，但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違反社會公德的行為例外。”這便是實用于市場體制下“自選動作”的最基本的法制原則。這次，中關村又走在了全國前列。
“在條例制定過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北京大學法學院周旺生老師的介入和全程參與。”趙慕蘭表示，《條例》制定時就遵循兩個規律——市場經濟規律和高新技術發展規律，可以說是一部真正的市場經濟法規。《條例》完全經得起法律專家對其內容和表述的推敲。《條例》一出臺，立時引起法學界一片好評和高度肯定。
據趙慕蘭介紹，《條例》允許風險投資機構采取有限合伙形式，允許境內自然人與外商合資合作，允許企業經營執照上不限定企業經營范圍等內容，都是對當時現行法律法規的較大突破。
種下的市場基因
“其他地區科技園的發展，以政府主導因素為主，而中關村是市場和企業自發生長出來的。”趙慕蘭說，中關村從電子一條街艱難起步，到現在成為可以與硅谷媲美的世界創新高地，市場之手發揮著重要作用。
趙慕蘭表示，對于中關村，擺攤賣東西就演變成“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像陳春先這樣的科技人員“下海”以后，一方面是在認認真真做科技成果轉化，但另一方面，因為他們的企業沒有國家投資，要自己掙錢養活自己，他們就看到了市場的一些縫隙，比如電子元器件，大專院校誰都要。因為電子計算機進口了，沒有零配件，或者一個元器件損壞了整個機器沒法用。這種縫隙他們太了解了。再加上，他們已經采取了企業的方式做事，就開始懂得買和賣。中關村第一個基因——市場的基因——種下了。
“可以說，中關村的發展一直都是企業為主導、市場為導向，政府大規模的投資也從未干預企業的市場行為，從不存在政府干預導致企業窒息的情況。”趙慕蘭強調，政府的支持也是在企業做了選擇之后。市場這個基因直到今天仍然發揮著極為強大的作用，雖然政府在背后使勁地發力——這個發力有時大有時小，但實際的基礎是市場基因。
試驗區成立2年后也就是1990年，大批新技術企業已經成長壯大，許多高科技拳頭產品急需建立完善的產業環境形成規模。
“由于試驗區是在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老城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98%的空間位于建成區，可用作產業基地的環境根本不具備。”趙慕蘭說，當時，一大批“拳頭產品”和企業“孔雀東南飛”，紛紛轉向了我國的南方并形成產業規模。比如聯想公司投資1億多元在廣東惠州建立計算機板卡生產基地，四通公司在深圳建立打字機和計算機生產基地，科海、京海等公司也在南方建立了生產基地。這一方面說明了試驗區的技術輻射能力在逐漸增強，同時也說明試驗區在軟、硬環境的建設上落在了南方這些城市的后面。
為了盡快建立自己的產業基地，改善軟、硬兩方面環境，在位于北京西北海淀區清河鎮上地村開發建立上地信息產業基地的設想提上了議事日程。
1991年10月，國家科委、北京市政府正式發文批準在試驗區北邊的上地村劃出1.8平方公里，作為試驗區的產業基地。10月21日，上地信息產業基地舉行奠基典禮。從此，這片沉睡的土地被喚醒，建設上地信息產業基地的號角吹響了。
1999年6月，國務院批復要求加快建設中關村科技園區。2009年3月，國務院批復建設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要求把中關村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如今，中關村又踏上建設“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新征程。
“由于試驗區在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戰略中擁有試驗、示范的重要地位，1991年和1992年，國務院以《試驗區暫行條例》為藍本，從國家戰略布局出發，又先后批準在全國建立了51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如今國家高新區已達168+1家，成為我國科技創新的一面旗幟。”趙慕蘭表示。
“置身于改革的前沿，為改革前沿出力，不管吃多少苦，都是心甘情愿，特別高興為這件事付出了15年的心血。”趙慕蘭說，由此也體會到了國家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到市場經濟體制是多么不容易，制度改革的困難有多大。只要方向對了，就一往無前，我對未來改革充滿信心。
40載春夏秋冬，40年拼搏奮斗。正因為有了像趙慕蘭一樣默默地融入中關村創新發展道路上的這許許多多的“鋪路石”，歷史的車輪才會碾過一個個高光的節點，創造出一個又一個新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