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定寰：國務院原參事，科技部原黨組成員、秘書長。1967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劑量與防護專業，曾在清華大學核能技術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1980年進入國家科委，歷任國家科委預測局副處長、工業技術局副局長、高新技術發展及產業化司副司長(正局級)、工業科技司司長、工業科技司副司長兼火炬計劃辦公室主任等職。
從1973年進入清華大學核能技術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到2014年退休，41年的科技工作經歷，大部分時間投身于火炬和我國的科技事業。已經75歲高齡的國務院原參事、科技部原秘書長、火炬計劃辦公室主任石定寰，談起火炬工作、國家高新區建設、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不僅思路清晰而且飽含激情。
“參與火炬事業讓我在戰斗中成長，在實踐中學習，擴展了眼界，提高了才干。與火炬結緣，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件幸事，也是自己成長的好機會。”石定寰希望，火炬事業越燒越旺，進入新時代的國家高新區建設越來越好，成為我國科技產業化的大品牌，成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國際交流合作的主陣地。
結緣火炬催生一項偉大計劃
自1978年第一次全國科學大會后，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論斷，此后又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全國各地掀起了熱愛科學、尊重科學、崇尚科學的風氣。
上世紀80年代初，政府希望發揮科技支撐作用，用科技指導經濟工作，努力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的訴求變得愈來愈強烈。
1980年，國家組織對能源政策進行研究，希望在能源領域形成系統化的政策研究體系。此時，還在清華大學核能技術研究所工作的石定寰也參與了這項調研。“此外，當時國家科委也希望在科技領域能統籌協調，圍繞國家方針政策，研究重大戰略，制定相關政策。”石定寰說，他于1980年被調入國家科委，可能是希望發揮他在能源領域的政策研究經驗。
1984年初，宋健主持國家科委工作，積極貫徹改革開放的總方針，更加致力于科技力量的統籌協調、科技戰略與政策的制定以及促進科技與經濟相結合的部署。
1985年3月，《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揭開了我國科技發展的新篇章。石定寰回憶說：“當時，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已成為科技與經濟相結合的障礙，科技與經濟處于分割狀態。很多科技成果只是樣品、展品、禮品工程，沒有應用到實際經濟中，不能形成生產力。同時，科技和經濟‘兩張皮’的問題非常嚴重。科技體制改革就是要解決‘兩張皮’的問題，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結合。”
《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戰略方針。同時要求，科研院所要面向市場，要注重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這個決定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石定寰強調，正是在這個決定中，中央首次提出“選擇若干智力密集區，采取特殊的政策，逐步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新興技術產業開發區”。
1985年4月，國家科委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上報《關于支持發展新興技術新興產業的請示》，建議在北京等幾個科技實力雄厚的城市試辦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這一建議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
1985年，國家科委針對農村地區的發展推出了“星火計劃”;1985-1986年，為發展高技術，國家又出臺了“863計劃”和“國家科技攻關計劃”。
“但這些計劃大都是指令性計劃，主要依靠國家財政撥款，科研成果并沒有得到很好的推廣并實現產業化。國家迫切希望有個新的計劃能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回憶當時的情形，石定寰仍然歷歷在目。
1987年12月，中共中央調研室、國家科委等7個單位組成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聯合調查組，對中關村科技企業進行大規模調研。調查報告在肯定了“電子一條街”成就和經驗的同時，建議在中關村地區建立科學工業園(或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給予優惠扶持政策。報告受到了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
“那個時候在中關村地區涌現了信通、四通等民辦企業和柳傳志類的企業家。”石定寰回憶說，當時在促進科研成果轉化方面，一方面希望依靠科研院所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希望依靠民辦企業的力量。“火炬計劃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萌芽。”石定寰說。
1988年初，根據國務院總體部署，國家開始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希望中國的經濟發展要融入世界浪潮中。石定寰回憶說：“當時我國的出口產品多是原材料，以農產品、礦產品為主，沒有科技產品。中央希望通過高技術支撐，研發更多科技成果，改變出口的結構，讓世界看到更多‘中國制造’。”
1988年5月，國務院批復《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暫行條例》，位于中關村的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正式誕生。“這是我國第一個新技術產業試驗區，第一次把科技與產業結合起來了。”石定寰說。
伴隨著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的誕生，國家科委于1988年6月建立火炬計劃辦公室，時任國家科委工業科技司副司長的石定寰被任命為火炬計劃辦公室主任，與畢大川、張秉福、鄒大挺、羅迎難等同志一起，在“火炬司令”李緒鄂的帶領下，開始著手制訂火炬計劃實施綱要。
石定寰回憶起當初參與火炬計劃編制過程時說：“當時要求編制的火炬計劃不是一個指令性計劃，而是一個以市場為導向，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商業化的指導性計劃，并且提出火炬計劃要著重培育和扶持民辦科技企業這個生力軍的發展壯大。”
石定寰說，當時國內發展高技術多是依靠國家長期培育的科研院所、大企業、軍工力量，這支隊伍是主力軍，而在改革大潮中涌現出來的科技人員創辦的民辦企業還較弱小，甚至不被重視。“發展高技術就希望依靠‘兩條腿’走路，更加重視生力軍。”石定寰說。
經費一部分來源于國家財政支持，更多地要來源于社會資本和銀行資本。“我們當時學習參考了國外如何使用社會資本的經驗，引入了現在的風險投資的概念，同時參考了美國硅谷、我國臺灣新竹的經驗，草擬了以‘高新區、孵化器、科技貸款、兩型(科研、管理)人才、國際合作交流’等內容為主體的火炬計劃雛形。”石定寰說，這樣的計劃在當時來講，是絕無僅有，而且無章可循，火炬計劃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
1988年8月6-8日，原國家科委在北京召開第一次火炬計劃工作會議，宣布火炬計劃正式實施，拉開了我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帷幕。
石定寰回憶說，在會議召開前夕，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專門聽取了國家科委、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國防科工委、中科院等部門針對我國高科技發展的匯報，明確指出，863計劃、國家科技攻關計劃和火炬計劃是我國發展高科技及其產業化的重要計劃，要求3個計劃相互協調、配合，形成一個整體，共同致力于我國高新技術的研究、發展工作。
“可以說，火炬計劃是黨中央批復的，是黨中央賦予了其崇高的歷史使命，這也是火炬計劃首次被中央高層肯定。”石定寰說。
曲折中探索困難中前行
雖然火炬計劃拉開了帷幕，但正式實施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包括政策如何制定，資金如何來等。
石定寰說，因為火炬計劃只是一個指導性計劃，經費來源除了國家劃撥部分資金外，更多的要依靠銀行貸款、金融機構投資和企業自籌資金。但在初期，國家的經費來源以及政策補貼彌足可貴，但要拿到這筆費用和政策補貼，還需要不斷地做工作。
為此，石定寰等人在李緒鄂的帶領下四處奔走。他清楚地記得，為了讓國家火炬計劃項目享受當時的國家新產品減免稅政策和待遇，他們前往相關部門說明情況，希望爭取政策支持，大家從上午10點多開始一直等到下午2點，但得到的答案卻是“還要考慮考慮”。
“像這樣遭到拒絕的例子還有很多，甚至還經常吃閉門羹，但為了推廣火炬計劃，我們雖歷經艱難，但始終沒有放棄。”石定寰說，經過多次努力，火炬辦最終拿到了國家科委劃撥的400萬元起步經費以及銀行的2000萬元貸款指標。這些錢不僅用于火炬計劃項目，還要支持國家高新技術創業服務中心(現在的孵化器)建設。
石定寰等人在李緒鄂的帶領下經過不斷努力，終于在1991年讓原國家稅務局同意了他們的要求。當時，原國家稅務局決定采取“放水養魚”的辦法，給予高新區企業“兩免三減半”的稅收優惠。
同時，為了加快與國際上的交流，火炬辦希望有關部門能讓高新區人在出國辦理簽證上能簡化出國手續，一年能夠多次往返，為此他們也進行了長時間的努力。
起步經費加上銀行貸款指標以及高新區能夠享受稅收優惠等諸多利好，讓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得以迅速發展。
為復制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的經驗，火炬辦希望中央在北京的基礎上批準南京浦口、武漢東湖兩地為新的試驗區。
1991年，國務院批復建設了26家國家高新區，讓國家高新區的隊伍不斷壯大。同時，國務院發布12號文件——《國務院關于批準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有關政策規定的通知(國發[1991]12號)》，明確對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扶持政策，尤其是高新區內的企業可以享受“兩免三減半”的優惠政策，以及科技人才在出國方面的便利等政策。
為何1988年國務院批復建設的是“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此后都是冠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對此，石定寰說，把北京叫做“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是因為當時涌現了許多新的技術、新的商業模式，而且“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也是國際通用叫法。
“但同時，科技領域也不斷涌現航空航天、原子能等高技術。”石定寰說，當時他和李緒鄂都贊同把“高”和“新”兩個字放在一起。但到底是“高”在前，還是“新”在前，當時也引起了一番討論。
“我和李緒鄂都認為，‘高’一定是趨勢，才能體現科技的權威和制高點。”石定寰說，最終確定了“高新技術”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詞匯。
1991年，為紀念火炬計劃實施3周年，國家科委會同中關村等科技園區與中央電視臺共同制作了5集電視文獻片《火炬計劃巡禮》，每天晚間在《新聞聯播》中播放一集，大約5分鐘，連續播放5天。恰巧這一節目被鄧小平看到了，并通過鄧楠(鄧小平女兒，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了解火炬計劃的全部情況。聽后，鄧小平很感興趣，并說這個計劃很好，愿意為這個計劃題詞。
石定寰回憶，當時正值“863計劃”5周年紀念會議和國家高新區第一次工作會議——全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工作會議在差不多的時間開，于是他們為鄧小平提供了幾個參考，其中一個題詞是“發展高技術，實現產業化”。后來，鄧小平改了一個字，最終確定為：“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
石定寰強調，這個題詞是為兩個計劃題的，前半句針對“863計劃”，后半句針對火炬計劃。石定寰說，能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題詞讓他們異常興奮，更加堅定了他們讓火炬事業燎原中國大地的信心。
目前，全國大部分地區都插上了火炬的標志，國家高新區的隊伍也達到了168+1家。石定寰覺得，火炬能蔓延全中國，國家高新區能不斷壯大是對他們工作的充分肯定。“過去受的再多苦、再多累也值得。”
對于火炬的標識來歷，石定寰回憶說，當時火炬辦向全國征集作品，最后他與李緒鄂對其中一個作品很滿意，經過幾天的思索、修改，最終形成現在的由“CTP”組成的火炬標志。
談及此，石定寰很引以為榮。他說，火炬的標志已插遍了祖國大江南北，成為高新區、高新技術企業的標志，已成為我國科技產業化的品牌。
新時期、新征程、新期望
對于火炬計劃，石定寰認為，這是在當時人們思想還不夠解放、多個部門存在爭議的背景下，中央大力支持，國家科委獨立制定的我國首個指導性計劃，開創了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的歷史進程。
“特別是通過高新區、孵化器的建設，營造了一個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的環境;提高了民營企業、知識分子、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培育了很多企業家;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發展，給地方科技工作開辟了廣闊的舞臺;加快了國際化過程，提升了我國在國際上的科技位置，此后科技部實施的科技興貿活動，推動了外貿結構的調整，提高了高科技產品的比重，擴大了與國外園區的合作交流;調動了科研院所參與火炬計劃的熱情;成為科技與經濟、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市場結合的紐帶。”石定寰說。
石定寰認為，火炬計劃把握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機遇，促進了科技體制改革，加快了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改變了科技的業態：從只存在于象牙塔里的科學研究變成一個融入到全社會、市場、整個經濟產業的大體系。
今年是國家高新區成立30年，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石定寰認為，火炬計劃要繼承和發展。國家高新區在加快科學技術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帶動區域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促進改革開放等方面要繼續發揮巨大作用。
“新的歷史時期，國家高新區應該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石定寰表示，國家高新區應該進一步發揮高新技術產業化重要基地的優勢，努力成為促進技術進步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載體，培育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新技術企業，成為高新技術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的服務平臺，成為搶占世界高新技術產業制高點的前沿陣地。“當前，我國正努力實現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國家高新區將在建設創新型國家、發展低碳經濟中繼續起到先導作用，在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發揮主力軍作用，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引擎。”
石定寰希望，火炬事業越燒越旺，火炬的旗幟插遍全國大江南北，真正成為我國科技產業化的大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