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樊慶峰提出建議，希望未來可以繼續加大知識產權證券化“深圳模式”在全國范圍內的復制推廣力度，并持續深化各級政府對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專項政策性支持，讓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模式惠及更多中小微科技型企業。知識產權是科技型中小微企業最重要的無形資產之一。發展知識產權融資，匹配輕資產、高成長的科技企業的融資需求，讓“知產”變“資產”，是金融服務機構支持實體經濟、助力科技創新的重要舞臺。

劉中民建議探索建立科技成果證券化交易平臺，引導資本介入科技創新全過程。

具體而言，建立科技成果證券化交易平臺即將科技成果的概念擴展到科技創新的各個階段，建立涵蓋不同類型科技成果的證券化交易平臺，以份額化后的科技成果作為交易標的物，由簡單的“買賣雙方”關系，變成多方共同參與科技創新與成果轉化，引導資本積極參與科技創新及應用全過程，促進科技創新的同時促進科技產業發展。

此外，在對科技創新的進展進行評價方面，劉中民建議建立完善的科技成果第三方評價與認證體系。科技成果的評價是科技成果份額化交易的基礎。科學技術本身具有較大的未來收益不穩定性，國家層面有必要引導金融資本通過證券化介入建立一套規范和完善的科技成果評價體系，嚴把第三方評估，即：篩選出確有明確適用背景和應用前景的科學技術，并科學評估該技術在研發過程及產業化過程中的風險與價值。

盧慶國表示，多年來，我國通過多種途徑轉化科技成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總體情況并不樂觀。現實中普遍存在重試驗室建設、重生產、輕中試，致使中試環節薄弱、科技成果轉化成功率低、科技成果轉化成本高。許多產、學、研項目合作失敗的原因是研發成果從試驗室直接進入到大生產，導致科研單位埋怨企業對科技成果的接受消化能力差，企業則認為科研單位的成果不能用，相互指責，既嚴重影響了產學研合作的信心，又導致項目失敗，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中試平臺的缺失已經成為制約科技創新中科技成果走向產業化的關鍵因素。

為此，盧慶國建議，國家科技部門加大對中試平臺基地建設的支持力度，在國家試驗室等平臺建設的條件中，突出中試條件的占比權重。在科技項目設置上，單列中試平臺基地建設為支持對象，支持中試平臺基地建設，助推科技成果轉化。

在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體制機制性方面。周仲榮建議，加快科技成果轉化要突破“三道關隘”：一是“先轉化、后獎勵”帶來的收益不確定性，導致科研人員“不愿轉”；二是擔心定價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導致各級管理干部“不敢轉”；三是科技成果技術成熟度低，造成高校院所“沒有成熟成果可轉”。

對此，周仲榮建議，通過打造相關平臺，堅持市場化導向，深入探索“先中試、后孵化”模式，加快打造創新成果培育孵化重要基地、產業技術研發轉化創新中心、高質量發展制度創新示范樣板，進而突破“沒有成熟成果可轉”的第三道關隘。

民建中央建議，進一步培養和完善科技成果轉化的中介服務體系，重視科技成果轉化信息的共享流通，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提升。

第一，建立多層次中介服務體系，按照市場需求拓展服務類型，創新服務形式。打造一批區域性中小企業社會化中介服務機構，形成面向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區域性、專業性技術創新中介服務平臺。

第二，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政策法規協調機制，形成推動合力。建議相關部門理順權益歸屬、財政扶持、稅收優惠、市場激勵等政策的邏輯關系，加強政策之間的協同與合作。加大工作協調和資源整合力度，形成工作合力。

第三，建立可高度信賴的國家級的科技成果轉化供需信息化交流平臺。制定科技資源共享法規，建立科技專用信息數據庫，推動產學研利益共享機制建設，構建以需求為導向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

第四，加快培育高質量的中介機構和技術經紀人隊伍。提高中介機構的標準化程度，建立技術經紀人培育和管理體系，培育多層次技術轉移人才隊伍。

第五，組建專業化工作團隊，引導科技型中小企業創立和發展。由科技部牽頭，組建專業化的工作團隊，幫助研究人員獲得專利產權，促進科技型中小企業積極參與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科研成果轉化工作。

第六，構建多種形式的以中小企業為主要參與主體的產業技術創新聯盟。圍繞相關國家重點產業發展戰略以及區域發展戰略部署，聯合上下游中小企業等構建一批產業技術創新聯盟，加強行業共性關鍵技術研發和推廣應用，為聯盟成員企業提供訂單式研發服務。

王靜提到，關于科技成果轉化落地方面仍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對知識產權價值認知不足，專利權主體缺少市場化前瞻性；二是成果培育和轉化機制不完善，缺乏技術工程化途徑及技術工程化、系統化和供應鏈整合的平臺和能力；三是成果轉化隊伍與機構建設不能滿足實際需要，在成果轉化過程中，既懂科技創新規律，又懂市場商務實踐，且懂法規制度的“專業人”、“明白人”稀缺。

對此，王靜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提高專利質量，讓成果真正“值得轉”。加強對科研院所和高校行政管理人員、科研人員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專業培訓，常設包含專利申請、挖掘布局、侵權分析和商業化實踐案例解讀的系統課程。提高知識產權申請質量，對國家級的技術應用類研究項目承接科研團隊提供知識產權保護輔導，破除僅把專利證書當“考核指標”和“榮譽證書”的錯誤導向，回歸專利以公開換保護的本質。

第二，鼓勵協同創新，完善知識產權確權制度，提供技術成果工程化的種子基金，實現第一步的“如何轉”。破除阻礙科研人員合作創新的考核機制，規范科研成果完成人署名，允許科研人員自行約定知識產權權屬比例。鼓勵科研院所和高校使用科研經費或者社會捐贈設立成果產業化種子基金或創業投資基金，用以扶持技術工程化、規模化、產品化驗證，提高科技成果技術到商品的轉化效率。

第三，設立各級或第三方技術評估和轉移轉化機構或平臺，讓科研單位“敢于轉”。科研人員大都是“專才”，不是“全才”，需組建由技術、法律、金融、管理等方面專業人才組成的機構或平臺，負責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指導和管理，提供精準全方位的服務，降低行政管理人員和科研人員的法律和商業風險，扭轉專利所有權人怕承擔風險而“不敢轉”的局面，走通科技成果轉化最后一公里。

“基礎或應用基礎研究往往需要10年之功。科技創新包括‘科學創新’和‘技術創新’兩個層面。”楊華勇認為，前者強調發現，為“0到1”的基礎突破，后者強調應用，既有“0到1”的原創技術突破，又有“1到10”的小批量試制。“應用基礎研究離不開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探索，但如何從實驗室邁向工廠車間，這需要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深度參與。”

楊華勇建議，要進一步保護知識產權，關注成果轉化后的利益分配，引導企業將技術轉化收益進一步反哺到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中。

近年來，我國技術成果轉化落地還面臨一系列深層次問題，還需以完善技術轉移市場為抓手，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營造加快科技成果產業化的良好格局。為此，民盟中央建議：

第一，健全科技成果轉化相關法律法規，提升相關法律法規的可操作性。

第二，共創科技成果產業化平臺，解決技術與市場脫節問題。

第三，設立行業準入標準和評級制度，規范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管理運營。

第四，建立技術經理人管理和晉升體系，加快培養高素質復合型人才。

第五，充分發揮技術轉移區域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

周桐宇認為目前制約科技成果轉化為市場成果的因素包括科技激勵機制仍不夠完善、科技成果的成熟度不足等。為保證科技成果能夠在企業中有效轉化，下一階段應當建立起以科創企業和科創園區載體作為核心所在、以市場為主要導向的技術創新體系，尤其是要加大科創園區載體作為孵化器對于各類中小型企業創新發展的支持力度，有效促進科技成果快速轉化、落地應用。

具體而言，周桐宇建議，應加大政府政策的引導力度，尤其是在“研發”和“市場”兩端起到橋梁作用的科創研發載體的作用。由政府部門搭建平臺，依靠科創園的孵化作用，使“成果”讓企業敢用且積極地用；同時，政府部門應當倡導高校與科創載體之間展開產學研方面的深入交流與對接，完善具體的科技成果轉化激勵機制。

另外，周桐宇建議，作為科技成果的供應方，科研人員在相應項目立項之前應展開更加詳細的市場調研工作，進一步明確企業以及市場的基本需求，引導科研人員從重論文、輕應用理念中脫離出來；同時，高校內部的科研機構，要建立或推舉出專門部門或人員來與科創載體之間進行溝通，從而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作為受益企業和科創載體（科創經營企業）對于“轉化成果”實際的市場效果，也要在第一時間反饋給科研院校，以便有效調整科研創新以及科研轉化的主要方向。

江浩然指出，當前我國科技創新體系存在著技術供給與產業需求難匹配、產學研用融合不夠、科研成果難轉化、創新效益不顯著、自主創新產品市場空間難拓展等問題，需要進一步強化我國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在技術創新中發揮主導作用，打通科研與市場，推動創新鏈和產業鏈有效對接。

具體看，江浩然認為，當前我國科技創新體系存在四方面的問題：

第一，科研端和產業端協同不足，高校科研成果轉化困難，企業創新源頭供給不足。

第二，在產學研聯合攻關項目中，項目研發方向和成果欠缺市場和應用端的考慮。

第三，前沿科技創新突破缺乏產業鏈融通協作，集群式發展仍存不足。

第四，科技企業自主創新產品、技術缺乏足夠場景和需求支持。

針對科技創新體系中存在的這些問題，江浩然在提案中給出了四方面的建議：

第一，加強科研成果轉化環節的支持力度，為企業創新提供高質量源頭供給

第二，強化企業創新主體作用，引領科研攻關成果走向市場與應用。

第三，支持領軍企業發揮整合式創新價值，組建創新產業聯合體。

第四，強化部署，推動自主創新產品和技術創新落地。

程靜表示，中試服務平臺作為技術創新的載體，是實踐技術、工藝的商業化必經過程，也是創新成果向生產領域轉移的技術經濟重要抓手；是鑒定和評價科技成果知識價值的最好手段；是技術換資

為此，她建議，建設科技成果技術中試小試實驗環境，支撐成為新興研發機構，支持申請國家級實驗室。打通新技術“有標準無技術，有技術無標準”的通道，創新以中試服務行業規則機制為銜接的開放制度新格局。加強源頭專利技術和開放公共的顛覆技術的市場化應用，鼓勵跨學科跨領域交叉創新。

鄭福田建議國家應盡快制定出臺技術要素市場條例，規范技術要素交易活動，優化技術要素市場化配置，促進科技成果資本化、產業化和加速轉化落地。

鄭福田表示，技術要素市場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市場，是我國現代市場體系和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各類技術交易場所、服務機構和技術商品生產、交換、流通關系的總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技術市場從無到有，功能逐步完善，制度環境不斷優化，對健全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促進科技和經濟融通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等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面對全球創新發展的新態勢和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技術市場發展體制機制仍需完善、服務效能亟待提高、功能和作用有待進一步發揮，市場配置創新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有待增強。

陳海佳表示，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推動下，全國各級科研企事業單位對科技成果轉化也愈發重視，一些單位也根據自身情況實行了一系列的工作改進，對科技成果的成功轉化起到了切實的積極作用。但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整體成效，距離預期仍有一定差距，距離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還有一定差距。這主要體現在全國科研與試驗經費投入的增加并沒有帶來產出的大幅增加、轉化成功率不高、產出的科技成果技術成熟度較低、洞悉市場需求滯后等。

對此，陳海佳建議，健全職務科技成果產權制度，進一步完善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方式，減少無效投入，著力解決高投入低產出問題，實現效益最大化。并且加大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模式成功經驗的總結和復制推廣。加強產研主體雙向引導，推動“產研協同”向“產研融合”轉變。通過構建“技術研發平臺+中試轉化平臺+資本運作平臺”三位一體協同創新平臺體系，通過創新平臺加速孵化產研協同項目成果轉化落地，更好地實現“產研融合”創新。

鄭永飛準備了兩份建議，一份是關于高層次職業教育，一份是關于如何滿足企業的科技需求。在發展高層次職業教育方面，鄭永飛建議政府、學校、企業等形成合力，強化支撐保障，改進辦學條件。“政府需要提供專項政策和經費支持，采取差異化投入、政策項目引導等方式，打造一批高水平、高技能、具有培養實力的高職院校和專業，重點支持職業學校優先培養產業鏈發展所需要的技術人才。

在科技成果轉換方面，鄭永飛建議一方面要強調原始創新和基礎研究，另一方面要針對企業的需求，把一些成熟的科技用起來，帶來先進的生產方式。